“我现在最困惑的不是科学问题，而是在和学生接触过程中发现，现在的孩子对科学的积极性和冲动少了一些，想象力少了一些。”得知记者来自中国教育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潘建伟说出了这个心中盘桓已久的困惑。

　　潘建伟，中国量子信息研究领域著名学者，41岁成为我国最年轻的院士。他的研究成果曾5次入选欧洲物理学会评选的“年度物理学重大进展”、4次入选美国物理学会评选的“年度物理学重大事件”，是中国屈指可数的“世界领先”研究。

　　然而，在他看来，未来一代人的成长是比物理世界更复杂的问题。“在德国5年合作研究，我对比过很多中德学生，在创造力、想象力、动手能力方面，德国学生明显更强一些。”

　　作为一名教师和两个孩子的父亲，潘建伟首先从教育当中找原因。“德国孩子在三年级之前学得很少，数学是很简单的加减法，但是学校有很多时间让孩子做手工、出去玩，有意思的活动比较多。而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拼命学习。”

　　潘建伟做了个形象比喻：“这就像吃东西，哪怕是最好吃的东西，如果你整天不停地喂，他也就失去了好东西的感觉，甚至产生厌恶感。对不喜欢的东西，人就没有求知欲。”

　　“要让孩子有足够的时间去玩。”潘建伟说。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潘建伟说：“小时候整天在山上跑，爬树、采花、摘野果，连作业也带到山上去写。我12岁还不怎么会写作文，所以说小时候少学一点没关系，提前学完全没必要。”

　　在潘建伟看来，正是这段童年时光成为他好奇心和想象力的沃土。“刚上大学时，班里7个状元，我的成绩中等偏下，但是我的优点是，选择物理完全出于兴趣和爱好。”

　　“我建议，大学阶段的教学也要做一些改革。国外不是一上来就把知识体系直接展开，而是要花很长时间讲物理学史。给学生展现整个人类在黑暗中摸索的过程，遇到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在这个过程中，会看到知识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同时获得一种解决问题、创造知识的能力和方法。最后，一个最终的理论呈现在你面前，哇，科学的大幕拉开了！”说到这里，潘建伟变得兴奋，他正是这样被带入令人着迷的量子世界。

　　“其实，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文化。”潘建伟说，“科学上要取得大的成就，除了教育教学改革，更重要的是要有文化的土壤来提供养料，传统、道德、文学、艺术等等，都会给人一种底蕴。”

　　“我常给人讲一个故事。我在阿尔卑斯山度假时发现，农民每天傍晚收工后会在村庄的露天音乐厅合奏乐曲。当地一个80多岁、坐轮椅的老太太曾对我说，她在《自然》杂志上读过我的文章，虽然读不懂。”

　　“我感觉，对科学和艺术的热爱是融入他们血液里的。相反，我们当前的文化氛围不鼓励人有这种对事物的好奇。国内的亲戚朋友包括媒体，最关心的是我的研究又发表了几篇文章，又获了什么奖。”潘建伟认为，这种外在的、功利的文化，对青少年影响很大，让孩子们变得越来越现实。更让他担忧的是，“一些学生联系我，想到我的实验室工作，不是为了兴趣，而是为了镀金，为了出国方便”。

　　“回到教育上，正是因为这种功利文化，求知变成了解难题、考高分、上好学校、找好工作。”潘建伟说。不过，他认为，这种功利文化并非中国传统，也不属于中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异，可以随着社会发展得到改变，对此，学校、家庭和社会都应负起责任。

　　“科研与考试无关，更不是高分学生的专利。只要你喜欢科学，能力差一点、没考上好学校都没关系，只要你一辈子盯紧一个目标，今天不行，明天再试，总有实现梦想的机会。”采访结束，潘建伟的这句话仍然在记者脑海中回旋，真希望当下那些焦虑的家长、老师和学生都能从中找到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