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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招生:结构性失衡谁来解

  博士生招生指标之争的一个表现,是博士生导师人数与博士生招生指标的倒挂。专家建议,给高水平大学更多博士生招生自主权,参考体育比赛中的升降级制度改革博导遴选制度。

  岁末的考试“迎来送往”,“送”走了国考,又“迎”来了考博报名季。

  “最近博导们见面寒暄没几句,就扯到了博士生招生指标上来。有的学科规定三年只能招两人;有的人说,我们学院规定谁有钱谁招……”国内某“211工程”高校博导王帆口中的招生就像是一场拳击赛,有趣的是选手还未上场,裁判就先争得焦头烂额。

  然而,就在博导为指标紧张犯愁的同时,中国还没有摘掉博士生产大国的“帽子”,尤其是1999年至2002年间,中国博士数量迅速蹿升至世界前列。2013年博士生招生数量达到7万多人,相比较上年增幅为2.6%,仍然是人们印象中“需要控制”的数字。

  一面是资源紧张,一面是总量过大,结构性失衡原因何在?

  千头万绪的指标之争

  博士生招生指标的存在,给导师和考生带来一系列麻烦。

  王帆告诉记者,如果学科里有8个博导,今年只给了4个指标,导师们就会很紧张。有学生联系了其中5个导师,而另外3个导师没有,这5个导师是否要答应学生报考,“连他们自己也吃不准”。

  “这种情况导师们要进行内部商量,甚至把学生的情况摆出来、排一排,看哪个人报考决心较大,哪个人只是随便问问。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说白了,就是猜。”王帆说,如果导师没给学生明确的答复,学生也不敢贸然报考。一来二去,就有可能出现4个指标中浪费2个的情况,从原来的“供不应求”变成“供过于求”。

  而这还只是考博前的第一关。如果上线的人数多,出现一名导师门下报了两三人,在“原则上招一人、实际不超过两人”的默契约束下,师生们还要面临取舍的煎熬。

  当然,也有变通的办法。国内某“985工程”高校博士生张敏表示,“大老板”的课题人手不够,可以向学校多申请指标,“多招一名学生,导师要交给学校2万元,再多招一名则要上交4万元”。另外,没有课题或课题经费不足的博导,可能会空出一两个指标,通过协调“大老板”能“借”来一些指标。

  在“一刀切”的指标分配体系下,这些问题是无法避免的。但事实上,博士生招生指标带来的争端,远比上述复杂。

  作为一名同样被指标之争困扰的博导,暨南大学理工学院院长马宏伟指出了争端的三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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