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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研究生为何沦为一群“难兄难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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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杨宝德事件中,受“难”者不是一个,而是一群。为什么他们宁可结群吐槽,或者宁可选择“叛逆不回微信狗”式的消极抵抗,却没人想到诉诸机制?

  新年伊始,有两件事让高校教育界感受沉重。其一是北航毕业生罗茜茜实名举报导师性骚扰女学生;其二是西安交大一博士自溺身亡,报道显示其导师曾频繁要求他给自己干私活。

  如何建立健全防性骚扰机制,如何厘清并限定师生的责权利,是需要总结的教训。但之前并不是没有类似的规定,更需要叩问的是,为什么学生不敢诉诸机制?扳机无人扣动,再好的武器,无非废铁而已。

  寒门博士杨宝德的悲剧,可以从多个角度解读。但让我感触最深的,却是那个“难兄难弟群”。受“难”者不是一个,而是一群。为什么他们宁可结群吐槽,或者宁可选择“叛逆不回微信狗”式的消极抵抗,却没人想到诉诸机制?

  如果说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足挂齿”,那么,为什么北航校园里那持续十多年的性骚扰、甚至有受害者怀孕,却也无人举报?后者源于微信群里的吐槽,但倘若没有罗茜茜的振臂一呼,这样的微信群也许只是另一个“难姐难妹群”;事实上罗茜茜为举报专门成立的“水果硬糖群”,还是有受害者在顾虑重重中选择中途退出。按说,博士是高知精英群体,不乏法治意识的熏陶,是什么让他(她)们甘于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压力首先来自国情。较之性骚扰,杨宝德等所遭遇的劳力盘剥更为普遍,它有“学徒制”的传统惯性,“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伦理基础,又有“老板/雇员制”的现代理念加持。若非特别过分,师生溢出学业契约之间的互助,实是“人情味”的一部分,而且也许有或多或少的传承。是非界限难以区分,举报导师冒着“大逆不道”的道德风险,若非情非得已,谁愿意举报?

  其次是未知的后果。即便是面对更为恶劣的性骚扰或性侵犯,举报也面临着隐私得不到保护,主管部门的息事宁人、不了了之的中国经验。除非导师被撤销资格,否则师生该如何再次相处?即便“可以”更换导师,但“恶名”已在,是否有导师愿意中途接手,研究方向是否对口等等,都是问题。当然最终还有论文能否通过的风险——就算达到了学院指标,还可以有课题组标准;等等。恐惧也许来自心造的“魔影”,大部分导师固然是好的,但——倘若(难免)情况特殊,又如何切实保护学生?

  因此,如果不充分体察现实,缺乏独立第三方的评价机制,不构建学生畅通的申诉机制和切实的权利保护机制,精英学生们只能在理论上属于他们的权利面前止步,转而在“难兄难弟群”中相濡以沫,苦苦挣扎。在这样的困境中,他们也许会初步领略犬儒、苟且与权术。苟如此,当非社会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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