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已经过去整整40年，每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所研究员赵忠贤回忆起那次带来“科学春天”的大会，身为亲历者的他仍异常感慨：“那次大会带来大环境的稳定，是我几十年坚持研究的必要保障，我正是依靠了这样的环境得以发展和有所成功。”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至今正好40周年。3月22日上午，在中国科学院纪念全国科学大会40周年座谈会上，赵忠贤和同为全国科学大会亲历者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院研究员杨乐以及中青年科技工作者代表等一同回顾纪念了“科学的春天”。

　　“臭老九”帽子被摘掉

　　赵忠贤至今记得，在全国科学大会的开幕式上，邓小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了“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著名论断。

　　至此，知识分子“臭老九”的身份正式结束了。

　　当时只有37岁的赵忠贤就坐在这个会场里。很快他就意识到，这次大会不仅是对科技界的拨乱反正，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声，是国家发展、特别是我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他感慨：“政治上的翻身才能感受到春天的气息。”

　　赵忠贤回忆，文革十年大多数科学研究停止了，甚至有些国外书籍和杂志都停止订阅，很多人失去了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对从事科技研究的愿望达到了饥渴的程度，对春天的气息更敏感”。

　　全国科学大会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在这次大会前后，一系列的重大举措出台拨乱反正，比如恢复高考和研究生考试、恢复职称、恢复学术交流活动等。

　　赵忠贤记得，在著名的1977年科教座谈会上，邓小平讲到，要做科学教育的后勤部长，“这更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点燃了大家的心”。

　　从那以后，各单位着力解决人才问题和发扬学术民主问题，赵忠贤所在的研究所史无前例地成立了学术委员会，按需要建立新的研究室。

　　他还记得一个细节，当时的中科院考虑有些年轻人十几年没涨工资，生活太困难，就采取了补贴的措施，每月发10元、15元、20元三种津贴，那时一名大学毕业生每月工资大约56元。

　　巨大的历史潮流中，一些个人和单位的命运也随之改变。

　　杨乐学术职称的恢复就是如此。

　　1977年10月，中国科学院在中央的批准下，将陈景润从助理研究员破格提升为研究员，提升杨乐和张广厚为副研究员，过了不久，又将后两位提升为研究员。这3位后来成为人们所熟知的大数学家。

　　科技春风吹向大江南北

　　第二年，也就是全国科学大会的那一年，科技人员可以出国了。

　　杨乐清晰地记得，那是1978年4月，他和张广厚远渡重洋到瑞士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顺访英国。这是文革以来，我国科技工作者第一次以个人身份出国参加学术活动。

　　这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

　　杨乐说，当时为他和张广厚的出访，中科院专门给中央写了申请报告。后来他才知道，在当时的答复文件上，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都画了圈。

　　“需要每一位政治局委员都画圈，这在今天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但这个突破对我国科技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杨乐说。

　　1978年的冬天，开始有成批的科技人员出去做访问学者。此后，我国科学家参与的国际交流逐渐多了起来。

　　放眼整个中国历史进程，如今看起来很正常的科技活动，都是当年一点点地从禁锢中突破而来。

　　40年前，有一名小学生叫徐涛，他并不记得当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但也感受到了这股从北京吹向大江南北的科技春风，特别是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激发了无数人的科学热情——孩子们在被问到“长大后做什么时”，都响亮地回答“要当科学家!”

　　当时，改革开放的政策深度影响着科学界，中外学者的交流已经非常频繁。1994年，德国马普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的Erwin Neher教授——1991年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得主，受邀访问徐涛当时所在的研究组，他抓住机会，向Erwin Neher请教问题。

　　多次深度的交流中，徐涛得到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的青睐，并受邀到德国马普所跟随他从事细胞内蛋白质和膜转运的分子机制研究。1999年，他又来到美国华盛顿大学生理与生物物理系，师从美国科学院院士Bertil Hille教授。

　　如今，徐涛这位自称“科学春天”的受益者，已是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大学副校长。

　　“这40年，是国家改革开放的40年，是科学迅速发展的40年，也是我个人成长的40年。”徐涛说，受益于改革的春风，让他有机会到世界最顶尖的研究机构学习和工作，这段经历使他系统地掌握了多学科知识，成为一位擅长多学科交叉的科学工作者，奠定了成就科技梦想的基础。

　　改革创新迎接下一个“科学春天”

　　中科院化学所研究员罗三中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同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也是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国家日益强大的直接见证者和受益人，同时也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亲历了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突飞猛进。

　　在今天的座谈会上，他说，他和很多青年同仁一起交流，也形成了强烈的共识和共鸣，即中国处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好时期，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做科学研究最好的地方，同时中国也是对科技创新需求最为紧迫的国家。

　　正如中科院院长、中科院院士白春礼所说，量子通信、中微子、铁基超导、外尔费米子、干细胞和再生医学等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重要科技成果水平达到世界前列，载人航天、空间科学、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人工智能等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战略高技术领域持续取得重大突破……我国科技创新事业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

　　中科院院士、遗传发育所研究员曹晓风也有类似感受，她说，“如今，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复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先进科技的支撑，新的时代迎接新的‘科学春天’”。

　　在她看来，新的时代要求科技工作者提升科技自信，勇于攻坚克难，把攻克具有国家重大需求的前沿科学和颠覆性技术难题作为自己的使命，例如工业领域的发动机、信息领域的CPU和人工智能、生物领域的基因编辑等重大创新。

　　她还建议改善科研管理评价机制。“最好的科研评价，还是允许失败。”她说，对勇于创新或前沿突破性研究的失败应采取更宽容的态度，并在一定时期内，给予年轻科研人员稳定的必要支持。

　　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陈云霁就是在“科学春天”中成长的新一代。他14岁就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读本科，从此成为科学院的一员，二十多年没有离开过。

　　陈云霁在今天的座谈会上说，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我国正迎来又一次“科学春天”——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为目标，就是要领先，就是要成为世界第一，就是要进入无人区，持续领先。

　　随着智能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已经开始迈进智能时代。陈云霁所在的计算所，研制了世界第一个深度学习处理器芯片“寒武纪”，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科学》称之为“颠覆性进展”，并评价陈云霁为国际上智能芯片研究的“先驱”和“公认的领导者之一”。

　　陈云霁告诉记者，身为80后的他，能够生在“科学春天”已属幸运，而更幸运的是，又在自己年轻有干劲之时，遇上这一新的“科学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