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长期以来，在正确处理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丰富经验。然而，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民族学是20世纪初由西方传入的。近百年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民族学坚持中国化方向，逐渐形成了自身特色，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面对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要求，我们应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为更好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不断满足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贡献力量。

　　我国民族学发展成就与挑战并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民族学恢复重建，学科发展迎来新高潮。在吴文藻、费孝通等老一辈学者的倡导下，我国民族学坚持扎根本土实践，开展了大量田野调查，深入了解民族地区的社情民情。

　　40年来，我国民族学发展取得重要成就，学术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大幅提升，初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其成就主要包括：重建和新建全国性和地区性民族学学术团体;恢复、新建高校的民族学教学机构，民族类院校和一些综合性大学成立了民族学院(系);恢复和新建了一批民族学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少数民族较多的省(区)社会科学院设立了民族研究所;编写了一大批民族学与人类学教科书;都市民族学、影视民族学等分支学科发展迅速，形成多分支学科并存的新局面;研究对象和领域扩大，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集中调查研究我国境内少数民族和主要探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形态等，逐步扩展到既研究少数民族也研究汉族、既注重传统文化也关注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研究等新的主题;科研成果丰硕，出版了大量调查报告和理论著作，包括介绍民族发展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介绍民族文化的“民族知识丛书”等，出版了一批高水平个人学术著作;理论和方法多有建树，旧的研究范式被打破、新的研究范式被引进，方法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部分民族学者根据我国各民族资料，挑战西方经典著作中的理论或观点并提出不少引人注目的新理论新观点;田野调查方法日益多样，引进其他学科的调查方法，定性调查和定量调查相结合;国际学术交流日趋频繁，许多学者到国外进行访问或从事学术研究，外国学者也大量访问我国，合作调查研究不断增多。

　　同时也应看到，我国民族学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一是有些学者唯西方是从，不顾本国实际、不考虑时代性和地区性，生搬硬套西方理论，得出的结论似是而非。二是田野调查的科学性有待增强，比如，有的调查前期准备不足;有的调查只重视收集文献和统计资料，忽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有的调查走马观花、浮于表面等。三是研究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在众多研究成果中，研究特殊性的论著多、探讨普遍性的论著少，描述性的成果多、创新性的成果少，谈理论的成果多、研究实际问题的成果少，还存在有些应用研究成果缺乏理论分析和科学依据等问题。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应坚持四项原则

　　20世纪上半叶，我国老一辈民族学者就已开始讨论民族学中国化的问题。所谓中国化，简单说就是具有中国特色。随着时代发展，民族学中国化不断被赋予新意义。2016年，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提供了思想指南。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应坚持以下四项原则。

　　增强学术自信。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在摧毁中华民族形下之器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华民族形上之精神，如学术自信。因此，一些中国学者特别是民族学者存在自卑心理，认为西方理论范式都是正确、先进的，基于本国视角和本土经验的研究都是低层次的，进而奉西方理论、方法和范式为圭臬。然而，从历史看，中华文明延续五千年而不衰，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能够保持两千多年而没有四分五裂，孕育、滋养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华民族，我国古代文化灿烂辉煌，在民族学资料方面有很多宝贵文化成果;从现实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指导密不可分。因此，我们不仅应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而且应增强学术自信。没有学术自信，就难以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

　　加强对西方理论方法的批判。英国科学家贝弗里奇曾说，科学上危害最大的莫过于舍弃批判的态度，代之以轻信佐证不足的假说。当代学者如果不能对前人理论和方法的不足提出分析和批评，就无法提出超越前人的理论、方法和概念。19—20世纪的西方民族学研究的大多是处于原始状态、社会较封闭、阶级或阶层尚未分化、没有文字的族群，西方民族学者在田野调查前对研究对象的历史和风俗等情况大多不了解，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与之相比，我国少数民族的生产力和社会文化已经处于较高水平，不少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历史文献资料，我国民族学者对研究对象比较熟悉。这就意味着西方理论不完全适用于分析和解释中国实际，不能盲目套用。更进一步看，西方学者喜欢提出与前人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大多数理论仍停留在假设阶段，其科学性和普遍性没有经过实践证明。把这些假设运用到中国社会和文化研究中，显然并不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