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晓东

　　“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双一流政策已经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导致一些新的变化，比如兰州大学对教育学院的学科改造。在大学教学、科研的双重任务中，由于科研成果短期可见，包括大学所获基金数目、文章数目和影响因子、专利数目等，因此这一政策最为令人忧心的可能就是导致大学教师和校长们对教学和育人更加忽视。教学和育人需要大学教师很大投入，比如北京大学化学学院一名教授悄悄进行试卷“面批”改革，也就是考试完毕之后当着每一名学生批改试卷，与每名学生讨论考试和学习的得失，这样200人的班级，他和助教们需要整整一周时间。这是非常大的工作量，但其教学效果呈现出来大约也需要三十年以后了。这种投入很难在当下成为这名教师的绩效，也很难成为大学书记和校长的当下绩效。

　　为避免双一流政策导致大学科研和教学失衡进一步加剧，教育部副部长林惠青今年六月发表了讲话和文章，提出“一流大学要办好一流本科教育”，之后教育部高教司也发出了《关于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深化教学改革的指导意见》，这当然是很有意义的努力。未来的大学能够继续重视教学当然是我们共同的期望。

　　与此同时，高等教育领域的学者们也开始讨论到底什么是一流本科教育。厦门大学教授别敦荣发表了很有见地的观点，他指出，“一流大学本科教学具有精英性、基础性、综合性和创新性等性质，表现出造就一流人才、高选择性招生、一流的教学、一流的学习能力、一流的人才培养方案、一流的人才培养模式、一流的课程教学、一流的教学设施条件、一流的教学质量保障和一流的教学文化等特征”。

　　从逻辑层面考虑，一流本科教育其实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教师方面一流的教学和育人工作，二是学生对学习高度投入，我们不妨简单称为“一流学习”。其中“一流学习”更加重要。因为没有学生的“一流学习”，教师们再努力也也难以在学生身上产生希望的效果；反之，在一般性本科院校的学生如果足够投入，保持一流学习状态，学校和社会尽力提供学习条件和挑战，那么这所学校也能培养出一流人才。在此方面，湘潭大学数学系1978年后有三位校友（周向宇、许进超、袁亚湘）先后5次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45分钟报告、在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大会上作1小时报告，已经培养出两名中科院院士和多名同等水平的毕业生，被称为“计算湘军”，其成绩怕是令很多“一流大学”汗颜的。这个例子和其他很多案例表明，一流本科教育并不一定在一流大学中，二流、三流大学都可以办出、办好一流本科教育。在实践中，我们的政策也需要给予非一流大学充分支持，这仍然是有意义的现实问题。

　　促进学生进入一流学习状态需要给予学生足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压力。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今年将给予新生更大的专业选择、课程选择自主权，就是期待学生的所学与其兴趣、特长以及未来期望更加吻合，这是给予学生更大学习动力的改革。

　　给予学生足够的学习压力，在微观层面需要每一门课程更有难度、更有挑战性，在宏观层面当然会导致学生四年毕业率不会很高。一所四年毕业率100%的学校，学生入学即意味着毕业，学生、特别是作为独生子女的学生在这样的高校，如何能进入一流学习状态呢？这很可能导致一流本科教育成为镜花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