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描摹收入不平等在科学界的剪影，不用舍近求远，看看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实验室就知道了。2015年有29名医学研究者的收入超过了100万美元，而且至少有10位非临床的研究者每人拿回家了40万美元。与此同时，在很多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的数千名博士后研究员的收入不足5万美金。年轻的教授即便工作非常努力，但很多人收入仍然不及顶尖科学家的1/4。

　　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情况并不特殊。劳动经济学家指出，在很多国家的大学里，精英科学家和那些在一线“战壕”中奋战的研究者的收入差距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在扩大。而这种收入的不平等反映了整个社会的趋势：中产阶级工资收入停滞不前，而富人收入不断上升，在顶层和底层收入者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1%的超级富豪在许多国家仍然是一个热门的政治问题。

　　科学领域劳动力研究者指出，目前科学家的工资数据存在不足，这就使得人们很难了解科学界收入差距的影响范围以及产生原因。但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Richard Freeman提到，工资差距的深渊往往会让有天赋的年轻人远离学术科学界，这点毋庸置疑。

　　2016年，《自然》杂志的一项薪酬调查数据支持了这一担忧。数据显示，3600名调查对象中有一多半都表示，他们为了进入科学界放弃了之前很好的薪酬，而且将近20%的人并不推荐学生将来从事科学研究。

　　目前，这些问题并没有消失的迹象。“随着竞争的增加和奖励的减少，收入不平等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峻。”Freeman说。

　　不平等

　　当劳动力经济学家测量工资间的差距时，他们使用的指标之一就是基尼系数。该系数为0意味着每个人的工资水平相同，系数值为1就意味着出现了最大的不平等，也就是说除了一个人挣了钱其他人都没挣钱。

　　2012年在一本名为《经济学如何影响科学发展》的书中，乔治亚州立大学经济学家Paula Stephan利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供的一份调查数据，计算了该国博士学位授予机构中科学与工程学院成员的基尼系数。

　　结果发现，在1973年和2006年间在很多领域和师资队伍中基尼系数都超了2倍，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最为严重。相比之下，全职的男性员工的基尼系数增加了35%，而家庭仅为18%。2006年，科学教授的基尼系数在0.14至0.25之间，这主要取决于学科和分类，而对于家庭而言，基尼系数为0.47。

　　为了找出近些年来科学界的薪酬差距如何变化，《自然》杂志同Freeman及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Zhuge Liqun共同合作，基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调查数据计算了研究人员的基尼系数。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2008年时收入不平等情况发生了轻微改善，但从那时候开始，收入差距似乎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相比工业和政府领域，学术领域发生了广泛的扩散。

　　Stephan提到，推动美国生物医药研究领域增长的一个因素就是在1990年代后期和2000年代早期，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预算翻倍增长。随着全国新型研究领域的建立，各个机构都需要引进一批能给自己带来资助的科学家，这就造成了一小部分顶级科学家之间的竞争，同时也抬高了这些科学家的工资水平。

　　堪萨斯大学劳动经济学家Donna Ginther认为，“从事科学研究是有风险而且非常昂贵的。大学减少风险的一种方法就是选择一些在某个领域已被证明是领军人物的科学家。”

　　英国也是如此。萨塞克斯大学科学政策研究者Ben Martin提到，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顶级收入的科学家的工资水平已经同其他研究者远远拉开了差距。他推测，从那时开始，这个最高的工资水平就是工会和雇主设定的全国统一最低值的大约两倍。2013年据英国高等教育统计署的一项研究数据显示，如今该因子已经膨胀超过了7。

　　提高薪酬

　　不过，Martin指出，全球科学家日益激烈的竞争，有助于英国学校工作人员工资水平的提高。“这也成为了大学能进行运作的一个较大的全球市场。”

　　英国大学研究质量的定期评估项目“研究卓越框架”（REF），也可以帮助提高研究者的薪水。这项由英国基金资助机构每隔5年进行的评估，可以帮助决定大学从政府中获取的用于研究的经费水平。

　　REF会将大学职员的论文发表情况纳入其中。Martin表示，因此大学会在评估截止前，优先雇用一些文章发行量高的研究者，以提高其REF分数。诺丁汉大学的Gianni De Fraja及其同事也发现，2013年正教授平均收入高的学院，其2014年的REF分数就会高。

　　另一方面，德国卡塞尔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专家Ulrich Teichler表示，相比美国和英国，在德国从事研究的科学家的工资水平似乎更加规范。而且，与之前相比，现在更多教授都会凭借自己的优秀工作成果，与校方商谈，要求提高薪酬。

　　实际上，在美国，对于很多公立大学而言，工资的差距都很容易在数据库中检索到，比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等。但顶级教授在私立大学的收入往往也相当可观，而这些大学不会将薪酬数据对外公开。

　　底层人群

　　有高就有低。非营利机构“研究的未来”的执行董事Gary McDowell指出，在薪酬表的另一端，增加薪水的压力几乎没有。随着资助越来越难获得，实验室往往会采用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保证研究最大化产出。

　　而这种劳动力环境往往会以博士后研究者在其学术生涯中牺牲收入为代价获取利益，McDowell表示，甚至对于那些有幸获得终身青年教师职位的研究者来说，起始的薪水或许并不是协商决定。相反他们试图在新实验室中获得更大的启动资金的支持。

　　McDowell说，研究者的文化也让工资保持在较低水平，因为科学家更倾向于视科研发现的价值远远超过经济利益。“进入该领域进行研究就不是为了钱，我们需要一份能让自己释放科学研究激情的工作。”他说。

　　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家Julia Lane提到，收入不平等有利有弊。顶层高薪能吸引生产率高的工人，而底层低薪则发出这样一个信号：这不是个好职业。上述《自然》杂志调查的参与者，超过60%的参与者表示，其职业领域的前景不如之前。

　　不过，De Fraja表示，收入不平等似乎对科学家的总体研究表现影响较小。在研究中，他发现，英国高校教职员工薪酬间的差距与其REF绩效并不相关。奉行平等主义和精英主义的院系似乎一样。

　　但Ginther提到，过大的收入不平等，却会断送很多研究者的学术生涯。在较高的竞争领域内，如果较大的薪酬回报总是集中于一小部分科学家手中，那么其他不断有科学产出的研究者或许最终会对收入和职业前景失望，而这无疑会让他们去寻求一份更高薪的职业。“这可能会让许多潜在科研成果终成泡影。”Ginther说。

　　Lane则提到，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人们并不充分了解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是在哪里及如何结束自己职业生涯的。纽约大学医学院博士后事务主管Keith Micoli认为，由于没有此类信息，年轻的科学家通常会发现，自己经常会根据薪酬水平的错误假设作出重要的职业决定，而且通常当一些博士后发现长期寻找的工作，起薪并没有自己希望的那么高时，他们会非常惊讶。

　　于是，Micoli建议博士后应当潜心做自己的想做的研究：寻找对自己领域感兴趣的研究者，并且询问他们的薪水情况。

　　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员Rebeccah Lijek在去年求职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她认为她能通过自己的朋友圈获益，获取关于工作和薪资的更多信息，如果没有提前联系和沟通，或许会让自己的求职路处于劣势。“谁掌握信息，谁就能受益匪浅。”Lijek说。（张章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