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一类备考预测

一、国际形势的特征,热点地区的和平努力——中东、朝核问题国际形势总体和平、缓和、稳定，局部战争、紧张、动荡

(1)“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总体上趋向缓和。其主要表现有：

1)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流。

2)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地区合作不断加强，各种地区性、洲际性的合作组织空前活跃。

3)地区性军事冲突和战争趋向缓和，导致直接对抗的紧张状态很多通过和平的方式得到缓解。

(2)当前国际形势局部战争、紧张、动荡。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引起动荡的因素仍然很多，世界热点地区、热点问题不时出现，因民族、宗教、领土等问题引发的局部冲突此起彼伏。最近几年，西方大国加紧在发展中国家及前苏联、东欧国家中推行西方式民主和多党制，更加给不稳定的局势增添了动荡。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的任务更加艰巨。恐怖主义对人类的威胁日益增大。

附(一)：中东和平进程与巴以局势

1.中东和平“路线图”的由来。

2003年4月30日，美国公布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决心分三个阶段实现2005年巴勒斯坦建国。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由美国、欧盟、俄罗斯和联合国有关中东问题四方提出，其核心目标是建立与以色列和平共处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路线图”计划不仅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也被巴以双方所接受。对陷入僵局近3年的中东和平进程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突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落实“路线图”计划，巴以首脑曾多次举行会晤，巴激进组织也一度宣布停火。由于以色列坚持其强硬政策，导致巴激进派别中止停火，巴以冲突再起，和平努力再次受挫。2003年9月巴以和谈中断，“路线图”计划搁浅。

2.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

“大中东民主计划”主要是美国力图在中东地区推行民主化改造。布什政府认为阿拉伯政权的专制与腐败以及人们对美式生活方式的嫉妒和对西方自由价值观的愤恨，是中东地区动荡、反美的主要根源。“9·11”事件后，美国的外交、安全与世界政策发生质变，从寻求稳定转变为以“民主”和“自由”对抗“专制”统治及恐怖主义，计划以广泛和长期的改革来触动中东政治、社会以及精神领域的问题。“民主”和“自由”，是布什“大中东计划”的核心内容。布什原先设想，先从伊拉克打开缺口，进而推动解决巴以冲突，为美式“民主”引入阿拉伯世界铺平道路。这个如意算盘现已落空，持续动荡的伊拉克似乎没有起到多大的示范作用。

由于大中东民主计划暗指阿拉伯国家政治腐败，再加上原计划中只字不提巴以冲突这个中东根本问题，因此遭到阿拉伯国家的普遍抵制。在此情形下，布什将大中东民主计划更名为“面向进步和共同未来伙伴关系计划”，并强调不再强加于人；同时，计划也增加了重视解决巴以冲突的表达。巴以关系能否朝着“最终和平”的方向发展，直接关系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大中东民主改革计划”的成败。

在此情况下，布什政府迫切需要在中东寻找其他突破口，以继续推行“大中东计划”。而哈里里遇刺恰巧给了美国一个这样的机会。与此同时，解决巴以冲突一直是美国实现“大中东计划”的关键。随着阿拉法特去世和巴解内部温和派上台，巴以气氛也出现缓和。在3月23日结束的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会议上，与会各国领导人也承认，阿拉伯世界目前正面临巨大挑战，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跟上时代潮流。从这些变化上看，中东局势似乎正朝着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但实际上，这背后还隐藏着很多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美国的新政策正在打破中东国家的既有政治格局，也将打破美国与中东国家的既有关系格局。中东正在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的发展趋势却并非美国所能完全驾驭得了的。

3.以色列推动“单边行动计划”的实施。

“单边行动计划”由沙龙总理于2003年底提出。根据该计划，以色列将于2005年底从加沙全部21个犹太定居点和约旦河西岸北部的4个小型定居点撤出。

2月16日，以色列议会16日晚以59票赞成、4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单边行动计划的撤离赔偿法案，从而为该计划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保证。

8月15日，以色列开始实施撤离加沙的单边撤离计划。9月11日，以色列内阁以全票的结果同意结束对加沙地带长达38年的占领，为完成以色列从加沙地带的撤军、向巴勒斯坦移交这一地区扫清了障碍。9月12日，以色列通往加沙地带的大门当地时间12日清晨7时正式关闭，标志着以军完成了从加沙地带的撤离，以色列对加沙地带38年的占领就此结束。

4.中国对中东问题以及巴以问题的政策主张。

2004年12月29日，国务委员唐家璇在结束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访问之前表示，中方对中东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点：

第一，建立互信，恢复和谈。

第二，重启“路线图”计划，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是当前解决中东问题现实可行的方案。应以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土地换和平”原则为基础，同步履行“路线图”中规定的义务。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尽早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同时充分保障以色列的安全。

第三，积极谋求实现中东全面持久的和平。

第四，国际社会应加大促和力度。国际社会在发出强有力的和平呼声的同时，应在保障巴选举、支持巴经济重建等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举措，为恢复和谈创造条件。中国支持联合国尤其是联合国安理会发挥更大作用，包括主持召开中东问题国际会议，形成国际社会对中东和平进程更广泛的支持。中国将一如既往地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促和努力，发挥建设性作用。

以色列拆除加沙全部和约旦河西岸部分犹太人定居点是中东和平进程中的重要一步，中国希望巴以双方以此为契机，恢复和谈，在“土地换和平”原则基础上尽快实现和解，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中国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

附(二)：朝核问题第四轮六方会谈

1.关于朝鲜半岛核问题的第四轮北京六方会谈。

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朝核问题堪称当今世界最复杂、最敏感、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朝美双方互不信任严重。从2003年～2004年，中、朝、美、韩、俄、日参加了三轮六方会谈。关于朝鲜半岛核问题的第四轮北京六方会谈经过两个阶段的会议。本轮会谈中，各方围绕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进行了讨论，并达成共识。7月26日至8月7日第四轮六方会谈第一阶段会议在北京举行。9月13日至19日朝核问题第四轮六方会谈第二阶段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谈通过《第四轮六方会谈共同声明》，与会各方达成六点共识，这标志着六方会谈进入一个新阶段。

2.重大意义。

经过各方共同努力，第四轮六方会谈就六方会谈的总体目标达成共识，并就此发表共同声明。这是六方会谈启动两年多来取得的最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它充分体现了六国政府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的坚定的政治意愿。实践还会进一步证明，六方会谈是对话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现实有效途径，符合有关各方的根本利益。

第四轮六方会谈达成的协议是各方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结果。共同声明的通过是各方智慧和努力的结果，是朝着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对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方会谈过程中，中国再一次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建设性作用的负责任国家，是一个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国家，是一个在新世纪初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世界格局中身体力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和平发展国家。

无论是前三轮六方会谈，抑或是本轮六方会谈，中方都以其坦诚认真、积极进取、坚韧努力、辛勤工作、良好素质乃至周到服务赢得了赞誉。在会谈过程中，中方以各种形式、在各个层次同其他各方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磋商与接触，进行了沟通、协调。中方把各方提出的立场和主张归纳整理，凝聚共识；在尚存分歧的问题上，与各方交换意见，共同寻找能被各方接受的方案。中方作为东道主主要做了三件事：一、积极推动各方尤其是朝美拿出自己的具体解决方案，从而把会谈引向深入；二、反复劝说各方要相互尊重，认真对待和研究其他方面提出的方案；三、在出现僵局时，及时提出折中方案，积极居中协调。中国多方斡旋，促成第四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重大意义在于：首先，有利于维护东北亚地区安全。其次，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最后，能够为中国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国际形象。自六方会谈启动后两年多来，中国再一次以脚踏实地的努力为在亚洲地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二、大国关系——中美、中日关系

1.大国关系进行着深刻调整。

这一调整是在世界多极化趋势下进行的，反过来又会加速多极化进程。两极政治格局的终结是战后世界政治的最重大变化，各大国为了适应这一变化，都对自己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作了不同程度的调整。科索沃战争和“9·11”事件后，大国关系再度深入调整，大国关系进入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衡、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的新的发展时期。多种战略力量交叉互动，强调各国在平等的条件下协调矛盾、发展合作，将有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对美国谋求主导世界的外交政策产生制衡作用。

2.西方大国之间的关系。

在西方大国之间，冷战时期的联盟关系继续得以维护，但矛盾有所增加。

冷战结束以来，西方联盟经过内部的激烈辩论后，欧洲大国确认并继续推进了欧洲联盟的一体化。北约东扩和“新战略概念”的提出，表明作为维系美欧关系的北约不仅没有解散，而且得到进一步扩大和加强。美日两国对双边同盟关系也进行了重新定义。然而，在科索沃战争和“9·11”恐怖事件发生后，美国我行我素的单边主义外交和霸权主义，迫使欧洲联盟和日本对自身整体外交利益与美国同盟之间的关系进行新的思考，从而使美欧之间在是否对伊拉克开战的问题、要不要建立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以及联合国改革问题上存在相当程度的分歧和矛盾。

3.中美关系。

(1)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始终处于一波三折的状态。

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时，两国发表共同声明，确定了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基本共识。2001年乔治·W. 布什执政后，美国政府一再宣称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与中国继续进行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接触和合作。特别是“9·11”恐怖事件发生后，美国与中国加强了反恐合作，并承诺与中国发展一种“建设性的合作关系”，给予中国永久性的正常贸易国地位。但与此同时，美国则把中国看做是“战略竞争者”，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加强与台湾的军事交流，加强对中国的侦察飞行和情报收集，甚至把中国列入核打击的目标名单。这说明，中美之间虽然可以寻求战略协调，发展非对抗性的关系，但发展“建设性的合作关系”的任务还很重。

(2)健康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利益。

近年来，中美在双边领域和国际事务中的交流合作取得重要进展，共同利益不断增加，合作范围逐步扩大，合作基础日趋牢固。主要表现在，中美反恐磋商和合作机制运转良好；中美经贸合作发展迅速，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带动了两国及世界经济增长；中美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拉克重建、阿富汗重建、中东和平进程以及联合国改革等方面开展了富有成效的磋商和协调；中美在打击跨国犯罪、防治艾滋病和突发性传染病、环境保护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

为了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应该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充分用好并不断完善中美在众多领域的磋商和合作机制，重视并搞好两国战略对话。中美经贸合作近年来迅速发展，互利双赢是中美经贸关系的主流。正因为发展快、规模大，出现一些摩擦和争端在所难免。我们愿同美方继续本着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贸易争端，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健康发展。中方将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加大依法打击各种侵权行为的力度；愿同美方一起努力，在发展贸易合作中逐步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中方将继续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作的各项承诺，也希望美方放宽对华出口特别是高技术出口的限制，采取相应的促进两国贸易平衡的积极行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努力，在稳步推进货物贸易和相互投资的同时，在金融、财政、民航、服务贸易、能源等方面开拓新的合作领域。

为了确保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必须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我们愿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容忍“台独”。我们一直在努力推动两岸早日恢复谈判。只要台湾当局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谈判马上就可以恢复，而且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3)美国炮制中国军力报告,渲染“中国威胁论”。

美国国防部炮制的200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力量报告》7月19日出炉。这份长达45页的报告制造和渲染中国正常的军事发展“对地区乃至美国构成了威胁”的论调。 1)报告声称中国已成为第三大军费支出国。2)蓄意夸大台湾海峡两岸军事实力之优劣。

美国在台海军事问题上大做文章，目的是要帮助美国军火商扩大军火市场，赚取更多钞票，同时又为中国的统一大业制造人为障碍。自从美国宣布向台湾出售价值高达180多亿美元的先进武器后，美朝野近几年来就一直对台湾当局保持高压，迫其向美国支付数目庞大的“保护费”。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至上个世纪末，美向台出售武器装备总额达380多亿美元之巨。美方这种做法是对“八·一七”公报原则的公然践踏。

(4)我国对美发表中国军力报告提出严正交涉。

该报告毫无根据地攻击中国国防现代化，对中国正常的国防建设和军事部署横加指责。无端声称中国已成为第三大军费支出国，中国军事快速现代化将在亚太地区对美国和其他军事力量构成威胁，并鼓吹中国军事现代化使台湾有需要发展反制措施，企图以此为借口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

该报告无视事实，极力散布“中国威胁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挑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对美方这一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的行径，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的国防费用有所增长，主要用于改善军队官兵的生活条件。同时，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中国军队需要更新一些武器装备，这是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应有的权力，别国无权干涉。事实上，中国的国防费用与其他大国相比始终处于较低水平。去年，中国国防费约合255. 79亿美元，美国的国防开支是中国的17. 8倍。美国的人均国防开支更是中国的77倍。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外国以任何形式干涉中国内政。美方应该以实际行动履行承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反对“台独”，停止售台武器和与台军事联系，以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而不应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为美国继续售台武器制造借口，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5)中国与美国的战略利益冲突。

中国与美国的冲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战略，一个是经济利益，一个是对周边国家的影响。

1)美国要保证它在亚太地区及全世界的主导地位，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并在冷战后得到加强的，也是它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要尽力保证的。美国的战略是保护它在全球的利益，而不是只针对中国，这与冷战时期针对苏联的战略是不同的。它只把中国作为一个潜在对手进行防备，如在对华军售问题上的种种作为，就是出自这种考虑。从目前的情况判断，近期我们不会与美国发生大的战略对抗。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影响的扩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分量增加，美国要维持一个地区特别是亚太地区的秩序、架构，没有中国的合作是很困难的。在许多方面存在的共同利益格局，使得谁也不会轻易主动去破坏目前这种局面，这是一个稳定器。

2)经济上，尤其是贸易上的争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反映了经济贸易结构上的差别，但是，这也掺杂了政治的因素，如人民币汇率问题。然而，这还是可控的。

3)至于中国在地区中的作用，尤其是东亚、中亚地区合作的发展，牵动了美国的神经，但是，这些合作并不是反美的，我们不是在拉反美集团，只要找到与美国对话的机制，就可以缓解。中国的影响增大是一个事实，美国也必须接受。

4.中日关系。

(1)日本由于在战略上与美国结盟，其对华关系必然服从于美日同盟的大格局。在现实关系中，由于中日两国是近邻，经济上或政治上都互有所求，所以经过调整和外交努力，两国在1998年11月确立了“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方针。日本政府确认日中关系是日本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然而，“美日合作新指针”的制定，日本政府审议通过存在严重问题的历史教科书，日本官员一再参拜靖国神社，表明中日两国成为真正友好合作的伙伴还需要努力。

(2)日本首相小泉再次参拜靖国神社。

10月17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日本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再次参拜了供奉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这是小泉2001年４月就任首相以来第５次参拜靖国神社。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始终坚决反对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认为日本领导人的这一举动严重伤害了受害国人民的情感。中国政府一贯认为，只有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才有利于中日睦邻友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有利于日本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符合日本人民的长远利益。

日本军国主义在近代史上对中国人民的伤害最为深重。日本作为加害方，应当正确对待那段不幸历史，尊重受害方民众的创痛和感情，这事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日本政府及其领导人曾多次就历史问题作出郑重表态和承诺。然而，近年来日本一些领导人一再自食其言，在历史问题上不断挑起事端，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给中日关系正常发展制造障碍。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０周年，国际社会都在以不同方式回顾曾经给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的那段历史，以铭记人类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教训，更好地开创未来。然而，日本右翼极端势力却逆时代潮流而动，公然歪曲和否定侵略历史。作为日本政府领导人，小泉首相执意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非但不能达到他所声称的“反省历史”的目的，反而对日本右翼极端势力歪曲和否定侵略历史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21世纪，日本要真正取得亚洲近邻和国际社会的信任，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就必须拿出认真、诚实和负责任的态度，以令人信服的实际行动体现“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在此基础上与周边近邻和睦相处，走和平发展道路。中日互为近邻，必须和平友好相处，谋求共同发展。这是中日关系正反两方面历史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最大的共同利益所在。近年来，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从维护中日关系、维护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大局出发，一再向日方晓以大义，晓以利害，希望小泉首相能够幡然醒悟，识大体、顾大局，不一意孤行。这一切都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重视中日关系的政治意愿和诚意。然而，中方的诚意和努力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相反，小泉首相却置多年来两国无数先人和有识之士为中日友好事业奋斗、献身而积累起来的成果于不顾，执迷不悟地要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走下去，这不能不使我们深感愤慨。小泉首相必须对自己的错误行为造成的严重政治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民意不可侮”。任何人倒行逆施，都有负于两国先人，有负于两国子孙，最终必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3)胡锦涛提出发展中日关系的五点主张。

第一，要严格遵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三个政治文件，以实际行动致力于发展面向21世纪的中日友好合作关系。

第二，要切实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第三，要正确处理好台湾问题。

第四，要坚持通过对话，平等协商，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分歧，积极探讨解决分歧的办法，避免中日友好大局受到新的干扰和冲击。

第五，要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广泛领域的交流和合作，进一步加强民间友好往来，以增进相互了解，扩大共同利益，使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4)9月3日，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谈到中日关系，胡锦涛说：中国政府一贯重视中日关系，始终坚持中日友好方针，并为中日友好作出了不懈努力。但是，长期以来，日本国内总有一些势力矢口否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性质和罪行，竭力美化军国主义战争，并为已经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的甲级战犯扬幡招魂。这些做法，不仅违背了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承诺，而且背离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严重伤害了中国和亚洲有关国家人民的感情。我们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只有不忘过去、记取教训，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我们希望日本政府和领导人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从维护中日友好、维护亚洲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出发，以严肃慎重的态度处理好历史问题，把对那场侵略战争表示的道歉和反省落实到行动上。我愿在此重申，中国政府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的方针没有改变。我们将严格遵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三个政治文件，坚持通过对话、平等协商，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分歧，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5)中国与日本的战略利益与冲突。

中日是近邻，这是不可改变的，有矛盾，也有共同利益。目前中日间出现的问题有多种因素。有历史认识问题，也有现实利益冲突问题。为什么这些问题一下子冒出来？从日本方面说，对中国发展的认定是一个问题。中国发展的势头太猛，超过了日本的接受力，日本担心中国的影响和作用。日本认为自己的高增长时期已经过去，又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担心一个强大的中国会对以前所受的耻辱进行报复。因此，日本尽力拉拢美国对付中国崛起，这使中国人很愤慨。

历史问题是难以回避的，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处理不好会不时突现出来。现在，历史问题实际上是政治关系的一个反映。对中国人来说，不能笼统说反日，中国人不是反日本，而是对日本政府目前的所作所为愤慨、反感。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和日本有很强的相互依赖关系，两国经济关系发展迅速，贸易额约2000亿美元，投资规模也很大，有着很大的共同利益，谁也离不开谁。一个稳定的、合作的中日关系符合两国利益，这是大局。

尽管两国政治、文化、国民认知差别很大，不可能拉得很近，但是，出于大局利益，两国关系不能太恶化，有许多的事情需要合作。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仅我们有意愿也不行，需要日本政府对中日关系有一个清晰的定位和具体的落实措施。应该说，现在还在积聚关系改善的条件。对中日关系既不要太悲观，也不要希望出现奇迹。

三、中国和平发展(崛起)

1.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与全面改善。

(1)冷战结束后，在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全面改善中，我们逐步掌握了改善关系的主动权。我们不再把周边国家分成敌我，都把他们当邻居对待，提出了“睦邻、安邻、富邻”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理念。

(2)区域合作是当今世界的潮流，各国都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积极参与。我们参与和推动了每一个区域片的合作。在东亚合作中，我们通过积极参与，发挥作用，使一个分离的东亚走向合作，取得很大的成效，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主动权。我们通过推动建立上海合作组织与中亚和俄罗斯建立了区域合作关系。通过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我们和美国有了区域合作关系。我们还在努力寻求参与南亚合作的方式。通过一个个区域合作，我们把周边的国家一片片连起来，这将使周边关系进一步得到稳固。

2.中国的外交努力。

(1)中国永远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同力不断增强，一个日益发展的中国在国际上怎样展示它的力量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除极少数国家、极少数人别有用心地提出“中国威胁论”以外，世界上相当一些国家及其人民由于对中国了解不够，也担心日益发展的中国不能按照国际规则办事，进而对现存的国际关系体系、地区和世界权力结构造成强烈冲击，影响到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多次向世界郑重宣告，中国永远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2)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不是世界的威胁，而是世界的机遇。

1)中国一贯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的政策。中国永远不称霸，不谋求势力范围，不在国外派驻一兵一卒，中国的发展是维护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中国发展了，市场更加广阔，吸收外国商品和对外投资的能力增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就大了。

2)中国积极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顺应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融入当今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将信守自己的承诺，按照公认的国际规则办事。

3)中国政府和人民致力于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主张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通过集体磋商和谈判，以和平的手段和方式，谋求现存的不合理的规则和秩序逐渐得到改革和凋整，中国国力有限，但努力有所作为，尽自己应尽的责任。

4)中国积极参与了世界重大危机和热点问题的外交斡旋，提出了许多合理的解决方案和建议，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发展做出了贡献。

(3)中国致力于维护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

1)中国认为，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其对外活动除了对本国人民负责外，还必须对世界人民负责。谋求本国利益不能损害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不能把本国利益凌驾于世界人民共同的生存和发展利益之上。

2)联合国是当今世界集体安全的中心。中国致力于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反对某些国家绕开联合国安理会，擅自对一些国家动武，积极推动科索沃危机、海湾危机、阿富汗问题和伊拉克战争问题回到联合国框架内进行解决。

3)20世纪90年代以来，超级大国的单边主义势头明显。中国努力推动世界各国批准和遵守《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维护和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防止外层空间军事化。中国还积极推进国际军控、裁军与防扩散进程，支持在普遍参与和非歧视性的基础上，巩固和加强国际防扩散机制。

4)中国主张经济发展必须有利于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2002年9月中国向联合国交存了中国政府核准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的核准书。

(4)中国在对外交往中说话算数。

中国认为,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对外交往中必须说话算数，守信践诺，言必信、行必果。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国际社会对中国在香港、澳门实行“一国两制”的情况予以充分肯定。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也认真地履行了承诺。世贸组织各主要成员对中国的总体表现表示满意。

3.中国和平崛起的要义。

第一，中国的崛起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同时又以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

第二，中国的崛起应把基点放在自己的力量上，依靠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雄厚的资金储备，以及改革开放带来的机制创新。

第三，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友好国家发展经贸关系。

第四，中国的崛起需要很长的时间，恐怕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奋斗。

第五，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

4.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意义。

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对外政策的宗旨和首要目标。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致力于增强综合国力。中国正在和平崛起。这是大国崛起的一种新形式，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中国的和平崛起不对任何国家、地区或国家集团构成威胁，相反，它大大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有利于争取建立国际新秩序。

5.中国和平崛起有益世界。

过去20多年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选择了一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实质，就是要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在同国际社会实现互利共赢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摆脱不发达状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就是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而不主张用暴力的手段去改变国际秩序、国际格局；我们说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发展的难题，而不给别人制造麻烦。20多年来的实践表明，中国这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是走得通的。

中国和平崛起，绝不追求成为一个争霸世界的军事大国，而是要建成一个市场大国、文明大国，建成一个在国际社会起建设性作用的负责任的大国。就市场大国而言，20年前，中国被称为“最大的潜在市场”；今天，中国庞大的市场能量已开始显现，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世界贸易增长和GDP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以文明大国来说，中国的崛起就是要历史性地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领导人曾明确指出：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也不会牺牲任何人”。和平崛起的中国，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维护力量，而不是破坏力量；她为国际社会带来的只能是机遇，而不是威胁。

四、联合国的地位作用及其改革

1.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持国际和平安全”，“制止侵略行为”；“发展国际间的友好关系”；“促成国际合作”等。

联合国的基本原则是：各国主权平等；各国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各国不得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来侵犯他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联合国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的事件，等等。

2.联合国的作用。

联合国走过了60年的风雨，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总体上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联合国会员国从成立时的51个增加到191个，成为最具普遍性和代表性的国际组织。

(2)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享有和平与安宁，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

(3)联合国在实践中建立并发展了维和行动。

(4)联合国致力于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分别于1978年、1982年及1988年召开了三届裁军特别联大，并发起了三个“裁军十年”活动。

(5)联合国努力促进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

3.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组织作用的不断加强,同时遭遇挑战。

在联合国成立初期的一段时间里，它被美国所控制，成为美国操纵下的表决机器，其宗旨和原则没有得到落实。60年代的联合国是美苏争霸的场所。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第三世界崛起，大批亚非拉加入联合国，从而大大改变了联合国的面貌，尤其是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恢复，进一步改变了它被少数大国操纵的状况。

在冷战结束后，联合国成为单极势力和多极势力角逐的场所。由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干扰，联合国的权威面临严峻的挑战。小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其“单边主义”倾向急剧膨胀，美国不断向联合国的权威提出挑战。2003年，美国不顾联合国多数国家的反对、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向伊拉克开战，违背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使联合国的命运面临严峻的考验。

4.联合国改革背景。

联合国成立60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面临严峻的挑战。

(1)现在联合国经常受到单边主义的严重干扰，如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联合国的权威面临严峻挑战，有被日益边缘化的倾向。许多国家提出，联合国如果照此下去难免形同虚设。

(2)联合国面临南北差距和贫富差距非常严重的问题。联合国现有的191个会员国中，最不发达的国家有49个，超过1/4。

(3)联合国在应对传统的、非传统的问题上缺乏创造性。

(4)在应对突发性事件上难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5.联合国及其安理会改革应当遵循的原则。

(1)联合国改革应当遵循的五大原则。

1)改革应有利于推动多边主义，提高联合国的权威和效率，以及应对新威胁和挑战的能力。

2)改革应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特别是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加强国际合作等。

3)改革是全方位、多领域的，在安全和发展两方面均应有所建树，特别是扭转联合国工作“重安全、轻发展”的趋势，加大在发展领域的投入，推动落实千年发展目标。

4)改革应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会员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关切。应发扬民主，充分协商，努力寻求最广泛一致。

5)改革应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有助于维护和增进联合国会员国的团结。对达成一致的建议，可尽快作出决定，付诸实施；对尚存分歧的重大问题，要采取谨慎态度，继续磋商，争取广泛一致，不人为设定时限或强行推动作出决定。

(2)安理会改革是多方面的，既包括扩大问题，也包括提高工作效率、改进工作方法等重要问题，并且应遵循以下原则：

1)提高安理会的权威和效率，增强其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的能力。

2)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

3)应让更多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有更多的机会轮流进入安理会，参与其决策。

4)坚持地域平衡原则，并兼顾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代表性。

5)涉及各地区的改革方案应首先在有关地区组内达成一致。中方认为，一些国家倡导的地区轮任原则值得重视和考虑。

6)坚持协商一致，反对人为设时限，反对强行表决尚有重大分歧的方案。

6.中国关于联合国改革的立场和看法。

面对新形势，联合国面临着新挑战。我们应该抓住历史性机遇，对联合国进行合理、必要的改革，使之更好地履行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我们应该通过合理、必要的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提高联合国效率，增强联合国应对新威胁新挑战的能力。联合国改革是全方位、多领域的。改革应该重点推动联合国加大在发展领域的投入。安理会改革要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代表性，让更多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有更多机会参与安理会决策。

中国就联合国改革问题提出四点看法：

第一，要着眼大局，坚持原则。联合国改革事关联合国的前途命运，我们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本着对各国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妥善加以处理。改革应该有利于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更好地发挥联合国作用，维护会员国的共同利益。这是衡量一切改革措施的重要准绳。

第二，要发扬民主，广泛协商。联合国改革涉及各方切身利益，应该充分酝酿、广泛协商，尊重各方意见，照顾彼此关切。只有这样，改革才能得到广泛支持，才能具有坚实基础。

第三，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联合国改革确有紧迫性，但越是紧迫越要把握好节奏，不能急于求成，否则就会欲速则不达。对已有或能够达成共识的改革措施，可以尽快决策，及早落实。对尚有较大分歧的改革措施，可以进一步交换意见，寻求共识。这样，既可以推动改革多出成果，又可以维护会员国团结，保证改革成果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第四，要把握重点，全面推进。联合国改革涉及安全、发展、法治、机构改革等各个领域，需要统筹规划。发展中国家占联合国会员国三分之二。发展中国家的意见应该得到充分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应该得到切实维护，这是联合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加大联合国在发展问题上的投入，推动如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应该成为联合国改革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