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自查能否彻底调查

　　在外界猜测或存在暗箱操作的时候，湖南大学已启动了相关责任追究程序。经过调查，该校认为尽管已遵守相关转学程序，但在审核过程中，确实存在对“特殊困难”的规定把关不严等问题。

　　尽管操作符合有关规定，但是，这个规定本身的公开性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质疑。

　　熊丙奇认为，应该督促学校调查此次转学过程中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上级纪检部门可成立独立的调查组，追查到每个学生，搞清楚他们为什么要转、怎样在运作、找的什么人，彻查是否存在权力滥用。

　　事实上，在国外高校，大学生转学并不是一件稀罕事。一个美国学生从社区学校转到名牌大学非常正常，不少发达国家实行了自由申请入学、自由转学制度，给予学生充分的选择空间。

　　不过，我国并非所有学生都可提出转学申请。按照《规定》，5种情形的申请将被禁止：入学未满一学期的;由招生时所在地的下一批次录取学校转入上一批次学校、由低学历层次转为高学历层次的;招生时确定为定向、委托培养的;应予退学的;其他无正当理由的。

　　杨东平告诉记者，《规定》中关于批次的限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防止某些人钻空子，防止教育腐败，“我们应该进行严肃的追究和问责，但可惜的是，国家各类问责并没有一套可操作化的硬性规定，基本只能靠自查自律，所以媒体的追查和介入反而是一种最有效的方式”。

　　在熊丙奇看来，这些现有的对转学的限制性体系没有必要。从逻辑上来说，转学本来就应是自由的，但我国招生制度体系依然是计划录取制度、计划管理制度和计划授予学位，计划性制度导致升学时看统考成绩、转学时限制多。

　　作为风波的结果，一年之后，那纸改变17名学生命运的决定已被撤销。而如何完善转学制度、招生制度的大问题，重新摆在了教育界面前。

　　熊丙奇对此已有设想。他认为，当下，教育部门应明确转学必须进行考核，并要求相关高校公开转学学生不涉及隐私的所有信息，包括当年统一入学成绩、大学求学期间课程成绩、大学面试考察成绩等，接受公众监督，而不能就由转出校、转入校“暗箱操作”。

　　“说到底，教育部门、转出和转入高校，目前都是行政力量可以说了算的部门，只要行政点头，不需考核、不需公示，很难保证转学的公正。”他提出。

　　更长远地看，熊丙奇认为我国必须改革考试招生制度，建立以学校自主招生为基础的自由申请入学制度，只有建立这一制度，才能对目前升学环节和转学环节中的问题，进行有序治理。

　　他说，自由申请入学和自由转学，需要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实行以教育和学术为本的管理。招生事务应该由独立的招生委员会制定标准，并监督实施。

　　“自由申请和自由入学制度，本质上是给学生充分的选择教育和学校的权利，并通过学生选择权的扩大，来落实对学校的监督和评价。”熊丙奇说，当学生可以充分选择大学时，大学必然转变办学理念，尊重受教育者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