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环节：“内部执行”导致权力寻租

　　本该向社会公布的每年转学生人数，实际上却基本无人知晓，都是“内部执行”。记者在广东、上海、湖北等地采访，教育部门均没有给出相关数据。一些高校相关负责人都说，每年转学的人数是很少的，都是个案。然而，有知情人透露，转学生占全体学生的比例确实不高，但绝对数并不少。

　　不仅这些数字不对外公布，连转学学生的信息也相当保密，参与操作的领导老师都一再交代当事学生“不可对外说”。有业内人士说，这类事情在湖南等地早就暗流涌动，如果不是这次湖南大学这么大规模的操作，而是零星分批实施，或许仍不会被外界发现。

　　这里面确实存在“不可见光”的情况。上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育界人士表示：“对于没有关系的学生来说，校内转专业都千难万难;而对于那些背景深厚的学生，则可以无视各种规则，‘挑选’好学校、好专业。显然是践踏教育公平。”

　　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刘民钢曾经长期负责学校的招生、教务处工作，他表示，学生转学需要层层审批的，特别是跨省的转学需要省教育主管部门的审批、还要有接收高校同意，绝非学校可以单独操作。

　　一些专家分析，高校低批次向高批次“逆势而行”的违规转学之所以能行得通，首先需要转入校与转出校之间达成“互相给面子”的默契。据透露，有一种业内“潜规则”，就是转入校和转出校“通气”后先把学生转过来，后续程序再慢慢走，类似于中学的“借读”或“挂读”。走得通则毕业后拿转入校文凭，走不通再退回去。

　　广东一位资深教育专家说，自从高考阳光招生以来，教育公平得到越来越好的落实，而转学却给一些“权贵”留了空子。从湖南大学转学事件披露的情况看，这些转学的孩子都是有背景的。

　　“要搞定转学一事，需要打通的环节不只学校一家，从我对当前教育市场的判断，至少需要十万八万。”一名曾在重庆某高校办过转学的学生说，学校有关人员直接开口说办转学要收8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