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宾

　　杨振宁，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教授，与李政道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共同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提出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大大促进了四种基本相互作用的研究，在粒子物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归国后为清华大学乃至中国现代物理学科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访谈中，杨先生以丰富的人生经历，阐述了中美教育背后的逻辑差异，并针对当下研究生面临的最迫切的几个问题给予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1.

　　美国教授就偏爱跟学生交流？

　　「因人而异」

　　研读间：您曾亲身经历过西南联大时期的学术交流，请问当时的学术交流是什么样的情况，现在学术交流的情况和曾经相比有哪些不同？

　　杨振宁：西南联大的时代，学生交流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方式，我们可能随时随地会展开讨论——比如吃饭、喝茶的时候。尽管讨论的大多是课程问题，但像世界大事、历史文学艺术等内容我们也有涉及。如今物质生活大大丰富了，也诞生了很多像调查、实践、走访等交流形式，这在我们那个时候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说以往的学术交流比较单纯直接，而现在则呈现一种多元化的趋势。很难讲二者孰优孰劣，但它们对于每个人学术认知产生的启发作用我想是一样的。

　　研读间：那在您之后的赴美留学期间，跟国外大学的教授、导师之间的交流情况是怎样的？和国内相比有没有明显的变化？

　　杨振宁：并没有很大的分别，因为美国不同的学校，导学关系是不一样的。不同的教授对与学生交流所持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

　　研读间：所以说可以理解为美国的教授博导们并没有较为普遍明显的与学生进行学术交流的倾向和动机？杨先生可以具体谈谈。

　　杨振宁：可以这么理解，并非身在美国就有更多与教授交流讨论的时间和机会。我做研究生的时候，哈佛大学有一位30岁左右的理论物理学家，年轻有为锋芒毕露。他就是一位很少去办公室，很少去跟学生交流的导师——学生想要跟他交流还得排队。但是因为他的名气大，哈佛的名气也大，很多优秀的研究生都往他那里跑；而且他回答效率也非常高，能在很短的时间里给你最准确的指出问题根源。总的来说，美国的导学关系大多取决于导师自身，学校不会刻意插手管这些。

　　2.

　　中美导师带学生有何异同？

　　「我一辈子也就带了十几个博士生」

　　研读间：那即使是这样的情况，美国的研究机构却还是吸引了很多优秀研究生的前往，这背后又是什么原因呢？

　　杨振宁：我再举个例子从侧面说明一下，有一位在伯克利的教授，恐怕已经带了有六七十个博士生了，而我可能一辈子才带过十几个博士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因为我们带博士生的立场不同。我的态度就是：只有遇到好的题目，我才安排学生做这个课题；当我没有题目的时候，我可能就不会轻易接受博士生。而那位带了有六七十人的教授，即使在没有题目的时候，也会让新同学尝试一些可能拥有研究前景的课题方向。他们的研究逻辑就是：借助学生在不同研究道路上的大撒网探索，发现有价值的课题方向；自己再与学生共同研究进步，得到学术上的提高。

　　杨振宁：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要把学生带到一个连我自己都不是很熟悉的领域，那也太不靠谱了，我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

　　研读间：除了与学生的交流方面，您认为美国的教授、博导还有哪些不一样的特点？

　　杨振宁：如今导师可能更多投入到自己的研究课题，而对学生的兴趣点并没有太多的在意。我并不佩服很多有名气的美国教授，因为他们做研究带学生多少有些目的性，特别是那些指导实验的课题组——导师接了很大的科研项目，借助组内研究生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这些项目。尽管做好这些项目工程也很有价值与意义，但是我认为这个过程跟真正意义上做学术的方法逻辑相比还有不少距离——说直接点前者可能就是拧几个螺丝钉的事情。这种环境下，你去跟导师沟通你的兴趣点，他不一定感兴趣，他也不一定对这些方向有了解认识，所以还是得靠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