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公司，996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最近裁员风声此起彼伏的背景下，996工作制成为一些企业逼退员工或是变相增加KPI的手段，再次引发大众关注。有媒体采访了9位经历过996的员工，“进公司的时候太阳还没升起来，走的时候太阳已经落下”，是他们生活中的常态。

　　今年年初，有互联网公司宣布将推行“995”工作制，也曾引发争议和讨论。这一在互联网行业公开的“潜规则”遭遇抵制，应该不是偶然。可能有两个直接原因：一是，相关行业从业者的不满已经积聚到了一个临界点;二是，在当前的经营压力下，不排除有公司“变本加厉”地提高了工作强度，从而导致员工意见反弹。

　　在法律意义上，996工作制的合法性显然是存疑的。它直接把加班转换为对员工的正常工作时间要求，甚至对这种机制进行话术包装，赋予其某些文化、道德色彩。比如，愿意接受的被视为工作积极、有闯劲，有梦想，而配合不积极的则可能被斥责为贪图安逸、得过且过。在此背景下，个体要对这种机制说“不”，几乎是不可能的。

　　有说法称，找工作是双向的，不接受996工作制可以跳槽到其他行业。且不说这种说法回避了员工维权的正当性，也忽视了今天的996工作制已不只是互联网创业公司的独有现象，而在向更多行业蔓延。

　　此次程序员们的集体反弹，到底会获得怎样的回应，现在还不好说。不管怎样，这一现象应该启示劳动监察部门，过去谈论劳动者权益保护，似乎多针对农民工这样的弱势群体，然而现实证明，在“高大上”的互联网公司上班的程序员也可能遭遇劳动权益保护的危机。特别是部分企业以996工作制作为变相赶人的手段，劳动监察部门应该有更积极的关注和介入。

　　对于996工作制的关注，还可以进一步拓展至当下中国年轻人所承受的社会压力。就在最近，一则普通新闻在社交平台上被广泛转发：一位小伙骑车逆行被拦后突然“崩溃”，怒摔手机后嚎啕大哭，称自己“压力好大，每天加班到十一二点……”尽管这只是一个极端个案，但是，大量个案汇集成现象，再加上一些大数据统计结果，应该让社会对年轻人的压力有更多审视。

　　中国社科院一项调查显示，2017年中国人每天平均休闲时间仅为2.27小时。相比而言，美国、德国等国家国民每天平均休闲时间大约为5小时，是中国人的两倍以上。有统计结果称，中国抑郁症的患病率为6.1%，而且发病率近年来呈逐年上升趋势……

　　上述现象成因各有侧重，但结合996工作制、高房价、低生育率等社会现实，都不难让人联想到当前年轻人面临的压力。曾几何时，我们把韩国、日本看作典型的年轻人压力较大的国家。现实表明，中国社会也正在进入年轻人压力“爆棚”的时代。的确，“没有哪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但无论从现实，还是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不可忽视年轻人承受压力过大所衍生出的社会负面影响。年轻人需要奋斗，但社会中忙得“像是被定好闹钟的机器”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未必是幸事。

　　当然，为年轻人减压，绝不只意味着减少他们的工作时间，也不只是某个行业和企业的责任。如何从社会系统层面为年轻人减压，是时候在宏观层面予以正视了。而996工作制遭遇反弹，仅仅是一个预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