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专业的竞争意识，也没有课外实践的积极性和危机感

　　刘念说，在自己班里的同学中，只有三五个能找到心仪的工作，很多同学毕业才一年，却已经跳槽两三次，或者现在又离职了在找工作。和刘念一起选择“二战”的同学有6个，而在下一届的学弟学妹中，考研结果刚刚出来，就已经有3个开始准备“二战”了。这在刘念看来很平常。

　　“大家的情况都不怎么好。”她说，“但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好像什么都不会，也没有经验。”

　　和刘念一样，璐瑶选择“二战”也是由此产生的自卑。这源自一次对话：快要大学毕业时，她和一名在人大读书的同学聊天，对方屡屡提起大学期间去十堰农村做调研、去日本交流学习和多次校外实践的经验，璐瑶只是“很礼貌、很配合地笑了笑”。

　　“一边赞叹着真不错，一边内心的自卑感骤然涌起。”她渐渐发现，“好学校的学生确实视野更宽广、更博学多才，也更有自信，活得充实而有意义。”经过几次交流后，各种对比让璐瑶越来越失落。

　　与那名人大的同学相比，璐瑶的大学生活却留给了她很多遗憾：在一个“没有专业的竞争意识，也没有课外实践的积极性和危机感”的环境里，她称自己是“混沌”了4年，直到大四才觉悟。

　　璐瑶所在的学院基本没给她们提供过任何实习机会，她积极参加的实践活动也局限在学校社团层面，几乎没有专业方向的老师指导；由于她成绩好、表现积极，才被推荐到武汉晚报广告部实习两个月，她如获至宝，对自己参与的活动策划、广告平面设计等经历，至今还能如数家珍。然而，这样的实习经历对于名校的同学来说是轻而易举的。

　　大学四年的专业学习则是这样的：大部分老师上课都是照本宣科，有些课还让研究生代教；大多数同学不学习，也几乎没有任何实习经历，旷课、玩手机、闲聊、睡觉成了主修课。认真听课的她反倒成了同学眼中的“异类”，当自己为了一个文案策划忙到很晚时，换来的总是室友的一句，“干嘛活这么累！”

　　“同样是电信专业，华科的实验室就可以做出很多好产品，在我们的实验室里做不出来。”祝逸说，与自己在华科读研的同学相比，他们能够接触到许多前沿的技术，一些大公司都把投入生产的芯片交给他们去做。“这些在我们学校都是不可能的。”

　　本科毕业于三峡大学的张小妹刚刚经历“二战”的失败，准备“三战”。她也对学校的师资和学习氛围记忆犹新：“有个古代汉语老师，经常上课上到一半，自己也讲不清楚了，就说这个等我回去查一下资料，下次课接着讲。”同学们则一边埋怨着“不如自学”，一边只能习惯着。

　　面对种种令人失望的状况，大多数非名校学生都选择“习惯”。在湖南文理学院法学专业的王艳华（化名）印象中，除了极个别的好老师，其它老师都是“闲聊型”，在上课时总是谈自己的发展奋斗史，或是拉家常。

　　更不可思议的是，许多教诉讼法、商法等法律专业课的老师竟然是历史、旅游管理、英语等专业出身，甚至是做行政工作的，这在学生眼中也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我的法学知识90%是靠自学的。”即便王艳华很早就开始准备司法考试，却一直没有通过，“我们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能通过司法考试的，大多数同学一毕业就转行。”

　　“因为一开始就对这个学校没有期待，所以也谈不上失望。”但王艳华仍然坚持着，“只要能让我学到东西，再辛苦都可以，只希望两三年后能和现在不同。”在“二战”中失败了，她仍然很坚定：“这辈子我一定要读个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