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光明日报》报道了“研究生恶意拖欠学费”一事，指出有的高校涉及学生数以千计，欠费总额超过4000万元。其实，早在2007年就有相关报道，当时不少高校被拖欠学费，有的上千万元、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由此可见，学生拖欠学费的问题的确算不上新鲜事物，但却成为了困扰部分高校正常运行、影响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重要问题。

　　在高等教育活动走向市场的进程中，公办高校学费管理走过了由“单轨制”到“双轨制”，从免学费、低学费到合理定价学费的历程。现如今，学生学费收入已成为不少高校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财政拨款不足的问题。对于一些高校而言，上千万的学费收入会直接影响学校的正常运行。

　　研究生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其学费定价过程是政府机制、市场机制、教育培养成本等多场耦合的结果。研究生学费制度体现国家意志，包括系列由公共部门制定并强制实施的学费定价、收取、支出、监管等相关法律法规、条例办法、方法规程及有关规定。故从法理上讲，按规定缴纳学费是学生应尽的义务，未按学校规定缴纳学费的，不予办理注册手续。可以讲，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是治理高校学生在校期间拖欠学费问题的有力法理依据。

　　研究生拖欠学费一事，绝非一个简单的“硬性强制”所能完满解决的。出于教育公平和教育公共收益属性的考虑，我们还是非常有必要对“恶意”一词做出准确界定。研究生拖欠学费的原因可谓各式各样，其中相当一部分研究生确系家庭经济困难所致。对此，高校须完善多元化筹资与人性化制度机制保障，增强自身“造血”功能，通过校办产业、社会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校友捐赠等多种形式，从外界获取更多教育资助，建立覆盖面广、额度标准高的奖助学金和助贷补政策体系。当然，也有因他事临时挪用学费而不得不选择迟交、缓交，以及迫于个人脸面情面不好向家人开口要钱等现象，高校须通过全方位教育引导和多方督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广泛动员家庭、校内相关职能部门、院系、导师、辅导员、学生干部等多方力量协同催缴。

　　事实上，也的确存在一定数量的研究生，在家庭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个人也有支付能力，但却罔顾契约精神，置诚信大义于不顾，主观故意甘当“讨债”对象，属于恶意拖欠学费行为。对于这样一批研究生，在据实摸排清楚的基础之上，当以德为先，正面批评教育，讲明政策、说清利害，留置出一定的时间和机会给其补救完成缴费的机会。对那些经多次明确告知仍不管不问的研究生，高校当严格执规执纪，拿起法律武器强力回应惩治恶意行为。

　　在人力资本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基础上，著名教育经济学家约翰·斯通提出了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并提出“学费是高等教育成本价格补偿”的主张。研究生依照法律规定及时缴纳学费，这是一份“法理”意义上的经济契约，但更应该看到的是，这还是一种“德治”意义上的诚信与善治。作为一名接受高层次教育的研究生，理当从主动缴纳学费、竞争赢取奖助学金过程中，体现出成本分担责任，与导师、同学校达成一种和谐共生的内在契约，共同体悟“立德立言立行便是最大价值”的本真体验。

　　当然，一定程度上讲，学费政策与制度的执行效果，也会受到研究生对高等教育服务产品认同程度的影响，这本身也是对教育服务质量的一种信号反馈。故而，高校以其自身的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高质量发展与内涵建设、一流的育人理念与水准，也是靶向治理学费收缴问题的应对良策。